在当前国内猛烈整治食品安全的风暴中，近期新的政策机制、法律法规相继出台。记者昨天获悉，北京、上海、浙江、广东等地已率先将食品安全工作纳入领导干部政绩考核，推行食品安全整治区(县)长负责制，统筹推进市县两级食品安全监管职能调整，实现各环节紧密衔接，有效形成全链条监管。

食品安全纳入政绩考核毫无疑问是食品安全整治风暴的一大进步。多位专家指出，这一新机制的推出对于国内食品安全监管有积极作用，以前食品安全事故发生后，当地政府官员往往能逃脱责任，在追究时也以各种理由推诿，而新机制出现后，将使各地政府官员真正重视和依法执行。也有专家提出了更新的建议，称仅与政绩挂钩还不够，应继续推出“问责制”，只有真正问责才能更为有效。此外，还需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大惩罚力度，同时发动全社会来监督。

1.新监管机制更注重实际效果

近年来，食品安全事故频频发生。在国内首部《食品安全法》出台后，食品安全事故仍然未有效得到抑制。最近，瘦肉精猪肉、染色馒头、墨汁粉条、毒豆芽等食品安全丑闻接二连三出现。在此情况下，近期国家相关部门发动了猛烈的食品安全整治风暴。

日前，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发布消息称，按照国务院统一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迅速行动，重拳出击，深入开展严厉打击食品非法添加和滥用食品添加剂专项工作，采取有力有效措施加强食品安全隐患摸排管控。其中，北京、上海、浙江、广东等地将食品安全工作纳入领导干部政绩考核，推行食品安全整治区(县)长负责制，统筹推进市县两级食品安全监管职能调整，实现各环节紧密衔接，有效形成全链条监管。

据了解，广东是率先实行将食品安全与各级政府政绩挂钩的地方之一。记者获悉，在4月26日由广东省省长黄华华主持召开的省政府常务会议上，就明确了将食品安全工作列入各级政府考核内容。在当天的会议上，省政府提到，要不断完善食品监管体制机制，并进一步明确各部门食品安全监管职责，将食品安全工作列入各级政府考核的重要内容，严格落实责任，强化行政问责。同时将要整合资源，提高食品安全检验检测能力，力争三年内建立起省、市、县(区、市)三级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网络。据悉，日前广东还成立了由5副省长挂帅的广东食品安全委员会，形成广东最高级别机构治理食品安全问题。据介绍，新成立的省食品安全委员会，将作为全省食品安全工作的议事协调机构，由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朱小丹任主任。

2.有利于政府监管落到实处

“食品安全工作纳入领导干部政绩考核”消息传出后，引来各方关注和热议。昨天，多位业内人士和专家对于这一新政的出台都表示欢迎。

“广东、上海、北京和浙江政府这么做是很正确的。”广东省食品行业协会会长张俊修昨天在接受采访时称，以前对于食品安全的管理，只是强调政府“负全责”，强调分段管理，由各个执法部门具体执法，但对于政府“负全责”没有具体落地、落实，此次将食品安全工作纳入政府官员政绩就是明确了“负全责”的作用，这对于各地食品安全的保障又多了一重有力的保证。

“凡是老百姓关注的、与百姓生命安全攸关，久拖不决的都应该纳入政府政绩考核。”广州社科院研究员彭澎指出，食品安全工作与政府官员政绩挂钩早就应该这样做。他认为，当前食品安全问题越来越严峻，与政府监管、产业政策等存在误区有关，与政府放任、不坚决打击的态度有关，部分地方由于考虑到各种利益，出于地方保护而打击不力，若食品安全工作与政绩密切相关连，这种担心可减少。

法学硕士邓聿文昨天也撰文提到，在目前GDP至上的考核体制影响下，经济发展、财政收入等是看得见的政绩，才是地方政府优先关心和考虑的事项。这就势必使政府的职能和行为都发生“扭曲”，从而对食品的监管产生不利影响，一是在问题食品出现前，地方政府基于稳定税源的考虑，往往会优先选择保护本地企业的利益，干预正常的监管，使得监管流于形式；二是在问题食品出现后，出于保护产业的考虑，对问题企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尽量不使企业和产业伤筋动骨。而这样做对企业产生的一个消极后果，就是给企业传递了一个不好的信息，即出了事故，政府最后都会给以保护，从而无形中放松了自我监管。他认为，要改变这种情况，政府必须痛下决心，切实把维护食品安全和提高民众幸福感的责任，上升到执政理念的高度，成为政府政绩考核的目标，并转变政府的职能与行为。

3.试点完成后或推广到更大范围

值得关注的是，记者发现，此次将食品安全工作与政绩挂钩的，仅有北京、上海、广东和浙江四个地方，这种机制还没有全面推行。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风田认为，这四个地方应该是作为率先试点，“北京、上海、广东都是食品进入大省，它们食品生产基地较少，基本是靠外地企业供应，因而地方保护会少；其次这些地方属于发达地区，老百姓对食品安全问题反映最激烈，群众对健康要求比较高；此外，这些地方属于国内最大的销区和消费区，只要他们对进来的食品把好了关，也可以解决、影响到其它地区。”郑风田指出，这四个地方解决好了食品安全问题，将起到向全国示范的作用。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教授黎友焕也认为，以大城市作为试点具有特殊意义，“发达城市和地方各方面文明程度高，接受能力强。”

黎友焕和彭澎都相信，食品安全工作作为政绩考核内容之一，未来将会向全国各地方推行，在更广的范围内得到推广。

观察

多管齐下才能解决食品安全问题

仅靠与政绩挂钩一项，并不能完全解决国内纷繁复杂的食品安全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风田指出，政府政绩考核的内容很多，食品安全仅是考核内容之一，它在整个考核中所占比例有多大？而且怎么考核、详细细化的细则并没有出台。“我认为，问责制可能比政绩考核更有效。”据其介绍，在欧美国家，某个企业发生像双汇瘦肉精事件的食品安全事故，除了企业被除名、摘牌、被处罚得倾家荡产，政府官员及相关部门都会受到牵连。

记者获悉，在今年5月1日正式实施的《刑法修正案(八)》中，就特别增加了严惩食品安全犯罪活动的内容，并增加规定了食品安全监管滥用职权罪和食品安全监管玩忽职守罪两个罪名。其中，食品安全监管玩忽职守罪和食品安全监管滥用职权罪，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最高可处10年徒刑。有法律界人士认为，“这样必将促使那些职能部门和官员切实承担起责任，建立起一个有效的食品安全监管预防机制。”

“与政绩挂钩仅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教授黎友焕认为，第二步应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重典治乱”，加大惩罚、处罚力度，让地方政府或执法人员有法可依，执法不严则追究责任，同时要明确各执法部门的相关责任。第三步，发动全社会监督食品安全，形成人人喊打“造假”、揭露造假、造劣的氛围，使造假、造劣者不敢再造。

观点

营商环境倒逼“造假”企业应重构盈利模式

“食品安全问题严重，也反映另一个深层次的问题：营商环境和企业盈利模式到了必须要重构的时候了。”彭澎强调，在近年来频频发生的食品安全问题，其实反映了产业深层次的问题。据他介绍，由于国内流通成本高，流通企业、流通环节的利润远远高于生产利润，生产长期处于微利甚至亏损边缘，像家乐福等中间商收取高额渠道费，倒逼了企业弄虚作假，“打击食品造假可能是一阵风，根本的要解决生产企业的生存问题，一方面政府要改善营商环境，使流通成本降下来，另一方面企业本身也要改变盈利模式。”

彭澎指出，像输港蔬菜的模式值得参考，输港蔬菜的产品质量安全是有保证的，这说明政府、企业有能力保证食品安全；其次，输港蔬菜企业、港方零售商、流通企业等各方也有较好的盈利。